心理

心理咨询师口述:80多个求助者中有20多个是抗疫

  疫情期间,有这么一群人,他们不在抗疫一线,却如医生一般,“治愈”着被疫情击垮的心灵。他们是抗疫者,也是抗“抑”者。

  南都倾听•战疫口述实录栏目采访了为新冠肺炎患者和疑似患者提供网络心理援助的王邈心理团队的三名志愿者。以下为他们的口述。

  1月23日,武汉封城。看到新闻后,出于职业的敏感性,我想到,那些被封在城里的人,心里将会是何等恐慌、何等焦虑。但是,谁来帮助他们?

  大年三十,风声鹤唳,疫情的消息铺天盖地,裹挟着每一个人。我就想着做点什么,与几个朋友一拍即合。大年初一一大早我就发了一个“征集令”,征集心理咨询师,为新冠肺炎患者及疑似病例做免费心理援助。

  到晚上,40多人报名,第二天又有200多人报名,最终我们筛选出了101人。这101人均为国家二三级心理咨询师,有着至少两年以上的咨询经验。

  从初一开始到现在,我们的团队共为80余人提供了心理援助,其中四分之一是医护人员。这些人中,最小的20岁,最年长的近60岁。以女性居多,男性不超过10个。

  发起心理援助公益活动后,我收到的第一个求助是来自武汉抗疫一线的一名医生。这是我之前没有想到的。

  他在电话里说,他并不是呼吸科、感染科和重症科的医生,但疫情期间,医护人员紧缺,他也上了一线。在救治患者时,他发现自己不是很擅长,很多问题都说不清楚,但又要硬着头皮给别人做指导。他有一种深深的内疚感和无力感。

  背上心理包袱后,他又发现自己有了咳嗽的症状,偶尔还低烧。他觉得自己可能被感染了,就申请隔离。

  面对患者时的无力、内疚,对自身可能被感染的恐惧、焦虑,对脱离战疫一线的自责,像大山一样压在他的心头,最终促使他拨打了心理咨询电话。

  实际情况则是,他并没有感染新冠肺炎,对病毒的恐惧让他产生了极强的心理暗示,并最终构造出一些虚假的症状。

  在我们接到的求助中,有20多个来自医护人员,怀疑自己被感染的不在少数。有一名医生每天要测20多次体温,体温稍有变化,他就紧张。因为过于担心,还出现了失眠、健忘、头晕等症状。

  也有医护人员因为其他原因来求助。有一名湖北十堰的医生,他的烦恼在于与那些支援的医护人员磨合得不好,产生了一些矛盾,导致自己压力很大,不能很好地进入工作状态。

  求助者中,男性不多见,总共不到10人。这些人大多有一个共同特点,他们一上来就说,只是“聊一聊”,不愿承认自己是在做心理咨询。但实际上,这些闲聊最后都不是闲聊,都是在表达自己的焦虑、恐惧和担心。

  有一名男性求助者,他同小区的4个朋友相继被确诊,最终3个离开了。他无助、恐惧。声音颤抖着,但又极力压抑着情绪,强作镇定。作为一名男性,他无法在家人面前坦然地表达自己的恐慌和焦虑,但在电话里,在看不见的陌生的心理咨询师面前,他最终一点一点吐露内心最真实的情绪和想法。

  有一名中年男人,他的妻子在疫情期间去世了。不是因为新冠肺炎,而是其它疾病。年前他们本来打算在医院住院,过年也不回家的。疫情爆发后,他们担心被感染,就咨询医生能不能回。医生说可以,有啥情况随时来。

  回去一个多星期后,某一天早上起床,他发现妻子走了。他崩溃了,接受不了这个事实,认为医院有责任。

  他的痛苦还来源于另一个担忧——拿不到妻子的骨灰。他清晰地记得妻子那天被拉走的情形。殡仪馆的车上装了七八具遗体,妻子的遗体也被抬上去了。他开始有各种不好的想象,觉得自己将无法拿到真正属于妻子的骨灰。

  这名男子的求助最初被安排给我们一个咨询师,电话里的他哭了很久,言语间充满了轻生的念头。咨询过程中,他突然就挂了电话,再也打不通了。咨询师很着急。我就开始联系,幸运的是,他后来回拨了过来。一场50分钟的心理疏导后,他的情绪稳定了下来。他说,等疫情结束后,还是想去医院好好沟通一下,要不然心理迈不过这个坎儿。

  是的,真正要迈过心理的坎儿,有时还是得靠自己。对于我们心理咨询师来说,让求助者回归到问题产生前的状态,就算成功了,而不是让他们达到一个绝对正能量的积极乐观的状态。

  随着新冠肺炎在全球多个国家爆发,接下来,我们的援助范围还将扩展到海外华人华侨。虽然不知道这一次公益活动我们最终能做到什么地步,但我想它总是有积极意义的,总是能影响一些个体,让他们不至于偏离正常的心理轨道。

  我从事心理咨询行业17年了。大年初一,看到王邈老师招募疫情心理援助志愿者,立刻就报名了。到目前为止,为七八个求助者做了心理疏导。

  我印象比较深的是一个三十五六岁的女性,她独自一人在家带着5岁的儿子。她的嗓子发炎,担心是感染了新冠肺炎,但又不敢去医院。她的丈夫无法回到她的身边,而且觉得她有点小题大做。

  在电话里,她尚能冷静地表述自己面临的问题,但当我问到她孩子的状况时,她突然开始哭,哭了两三分钟。我突然意识到她最大的焦虑在于孩子,她怕自己一旦被感染了,孩子无人托付、无所依靠。

  哭完后,她说感觉好多了。知道她焦虑的主要原因后,我开始引导她,我告诉她,孩子也可以给她力量。她是可以向孩子表达自己的软弱的,让孩子成为支撑她的力量。

  她说,她也曾问过孩子,如果妈妈感染,你怎么办?而孩子的反应是给她一个拥抱,一个笑脸。她觉得很温暖。

  我肯定了她的记忆,并让她从回忆里搜寻更多积极的有力量的东西,而不是一个四面楚歌、无人相助的境况。

  疫情,对我们的影响不是单一的,有时是焦虑,有时则是其他。对于一些人而言,它就像打开邪恶之门的钥匙,让原本被压制在忙碌生活下的一些负面情绪汹涌而出,并最终击垮宿主。

  求助者中,有一些人表现为对疫情的焦虑,而实际探讨下去,你会发现,对疫情的焦虑只是表现,疫情的外衣下,是以前就没有完成或解决的一些问题。

  有一个中年男人,他年前盘了一家门店,结果就遇上了疫情。他开店的资金中,有10万元是向父母借的,他迫切地想向父母证明自己是一个优秀的人,但却无法达成。他担心失败,却有劲使不上来。他对疫情的焦虑背后其实是一种想向父母证明自己的渴望。

  在我受理的心理求助中,女性占多数。从声音上听起来,这些女性都是有知识有文化的。我想可能是她们的认知和受到的教育让他们习惯了自我约束,无法随时发脾气,宣泄情绪。因此,她们需要一个情绪的出口,而我们就是给她们一个这样的出口。

  但仅仅给一个情绪的出口是不够的。就像一个被黑暗困住的人,他恐惧,他焦虑,你让他发泄完这个情绪后,还要帮他走出黑暗。而我们更像黑暗中的点灯人,给他们一点光,一个方向,帮他们熬过这冰冷的漫漫长夜。

  我们也希望心理援助能让他们意识到,哭泣、焦虑并不是软弱,而是勇敢地自我接纳,从而更有力量面对困难。

  大年三十,看到王邈老师组织抗疫心理援助公益活动,我毫不犹豫就参加了。我是团队的5号心理咨询师。我们团队101名心理咨询师按照从业经历、专业特长共分为10个小组,求助者一旦发出求助信息,我们都是“秒回”。

  一位中年女性,在武汉当公务员,自述性格是比较稳重的那种。有一天,她收了一个快递后,觉得全身都是病毒,怎么消毒都觉得病毒还没有被杀死,还包围在她身边。接下来的一周时间里她都很恐慌、焦虑、坐卧不安。

  我对她的情况评估后,初步判断属于中度焦虑。一周之内,给她做了2次心理疏导,用了“倾听、共情、社会支持法、放松法、安全岛技术”等心理疏导技术,效果良好。现在,她已经能正常地生活和工作。

  尤其难能可贵的是,她工作的内容之一就是要去检查疫情防控“隔离点”的工作开展情况。她平静地回复我说:“我现在一点都不害怕了。我要好好工作,以自己的方式与疫情战斗。”

  我感到很欣慰,我想在某程度上,我给与的心理支持让她获得了力量,成为这场疫情防控阻击战中一名勇敢的“战士”。

  还有一位求助者是武汉一高校的大一女生,她家住在武汉疫情的重灾区,家里还有爸爸妈妈、爷爷奶奶。疫情发生后,她连续十多天出现了焦虑、恐慌、烦躁、食欲下降、多梦、失眠等症状。她每天都不停地刷微博看微信,控制不住自己,看到一些负面信息后,她就会哭泣。

  我为她做了70分钟的心理疏导,第二天她就参加了学校的网络课程学习。后来她给我发了一条信息,说已经进入了正常生活和学习状态。截至目前,她没有再进行求助。

  这两个案例,让我从武汉人民的身上看到了与疫情做斗争的勇气、智慧和耐力。我们在给与求助者心理支持的同时,也注重帮助他们挖掘其自身潜力、开发其自身资源,即“助人自助”。只有这样,求助者才能获得更多的力量和温暖。

  其实,面对疫情,人们都会产生不同程度的恐惧和焦虑,这属于应激反应,是人自身启动自我防御机制的结果,是正常的。除了做好个人防护措施外,还要正视听,不要让自己接收过多谣言。此外,规划好生活和学习非常重要,它能让我们增加可控感、可支配感。还可以多与家人朋友交流,互相鼓励,抱团取暖。

  时代的一粒灰,落到个人头上就是一座山。面对疫情,我们既要打一场“病毒防御战”,也要打一场“心理防御战”。因此,除了“硬核”的医疗防护,“柔性”的心理防护同样必不可少。而我们做的就是给求助者戴上“心灵口罩”,帮助他们消除不良情绪。

  如果说在这场疫情防控阻击战中,每个人都是“战士”,那么我就是一名拿着“特殊武器”的战士,我的“特殊战斗武器”就是心理专业特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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